[心得]冇大台，有組織：2019香港社運的反抗方式與日常生活
主講人：
◇ 邱林川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，亞洲平台合作主義聯盟發起人）
◇黃孫權 （亞洲平台合作主義大會合作松召集人、共藝術合作社發起人）與會者：
◇ 張育章、林邦文（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）
◇ 陳來紅（國發會花東地區合作事業發展輔導計劃審查委員、桃園市愛鎮協會顧問。曾任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8年委員、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顧問）
◇ 潘偉華（綠活設計勞動合作社理事長）
20191229 北風社
令我收穫良多的講座。自六月以來，以香港為題的聚會在台北各地湧現。我過往參加過的聚會大概兩類：一類介紹過抗爭本身的脈絡，另一類則由學者所發起，以香港為題的學術討論。但我自己對這兩類活動越來越沒興趣。一來我花太多時間追香港消息，去聽介紹性的講座有點重複。二來學術講座常用理論梳理抗爭，並反思學科/理論 (theory laden)。但比起聽別人談論研究如何回饋學科與理論 (theoretical contribution)，我更想知道讀了這麼多理論後，能不能提出解決方案？嘗試的效果如何？
本講座的主講人邱林川教授，除了作為學者外，也以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的視角，分享傘運以來一代代學生的轉變，社會對於學生抗爭的態度轉變，並分享參與「黃色經濟圈」的動機。
首先談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特殊脈絡：邱林川本身是武漢人，8964後去北京念大學、97回歸後去香港念碩班、美國博班完成後返港。他用這樣的經歷討論香港與他心中人文精神的象徵：剛到北京時，校內風波未息。學長姐在宿舍裡莊重的告訴新生，系上哪些老師保護學生到最後一刻，哪些則選擇告密。畢業後數年，他利用香港回歸的機會到港求學。他每年參與維園晚會，將自己與上一代的精神連結，並選擇他心中有特殊意義的學校求學：香港中文大學。
他認為：中大的特殊性始於反殖。香港人歷經長期抗爭後，終於讓港英願意平等對待中國文化：接受中文作為法律文書語言、承認中醫、成立中文教學的大學。港英的讓步，又可以與60年代的動盪 (反越戰、五月風暴等…)連結。中大也是香港「民主回歸派」的搖籃。這批運動者認為：英國1842年取得香港，專制統治了140年，才開始假惺惺地推動民主。唯有回歸中國懷抱，香港才能有真民主。「民主回歸派」被8964打臉後分裂，其中一派成為現在的「建制派」，對殖民的反感與對中國的支持連結。這裡還提到一個小故事：現任香港警隊一哥鄧炳強，在中大就讀時也是社運人士。據說他下令警察在攻打母校時使用美國催淚彈，避免學弟妹和教職員吸入黑心中國毒氣。
鄧炳強的鄉野傳奇難以證實，但可以顯現香港內部政治立場如何紛亂，媒體報導掩蓋了多少異質性。另外還提到了幾個例子說明異質性：被逮捕的學生被官媒指控為暴力港獨，但裡面包含聽不懂廣東話的陸生；區議會選舉，住滿警察家眷的黃大仙選出了「黃絲」擔任議員。
談到這，邱對於各個運動組織，做了左右派的分類。他分類的依據是：左派著重階級分析，右派著重身分政治。
這分類不同於一般香港脈絡看到的左右：左邊並非傳統的工聯或建制，而是他支持的、社會主義脈絡下的左，右邊則像理念差異比較大的戰友。同時漏掉了非常多在香港 (曾經)相當重要的行動者，比方說泛民、眾志、土地正義聯盟、自由黨、經民聯，或是佔中五子等人。我認為，這分類比較像抒發他的運動立場，而非綜合討論政治光譜。
放在這張圖中間的，是本次運動的重要特徵：不分化、不割席、不篤灰。運動打破了原本派別的疆界，讓不同立場、世代、階級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彈性參與的方式。這樣的特色，稍早UCLA李靜君在中研院的演講稱之為 organic solidarity。而邱林川則以日常生活的反抗切入討論。
邱林川從兩個點談日常生活的反抗：
- 國家權力與資本主義不可分割。革命要成功，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以消費作為抵抗。
- 革命期間產生特殊的心態和生活節奏，若要長期抗戰，必須將革命行動與瑣碎重複的日常生活結合。
他舉例說明：
- 南華早報對於反送中的報導算是公正。但那些花時間閱讀南華早報的人，最終還是把點閱數和流量送給北京控制的阿里巴巴。
- 巴黎五月風暴的戰將Jean-Philippe Béja提到放下抗爭，重新唸書發展學術生涯的過程極不適應，一邊研究，一邊質疑自己被體制收編。
- 傘運後消沈又無法升學的學生，走投無路，只好去考香港警察。
讓日常生活消費不成為幫兇的努力，再加上傘運以來無大台的傳統，成了香港「黃色生活圈」的登場背景。他進一步點出平台合作社主義 (platform co-op)與黃色生活圈的關聯：
- 由連登、telegram等平台發起的運動，無領導者、共同決策的特質，與平台合作社主義相對應。
- 合作社運作機制，能抑止中資取得大量股權，控制組織的可能性。
- 匿名運作的「小台」，如果理念獲得支持，且運作方式夠透明，容易依靠志工的參與而運作。
但在後續的討論中，他也提到了平台合作主義在香港運作的挑戰：
- 全世界成功的合作社運動，都在民主國家進行。香港無前例可循。
- 平台合作主義強調公開透明，但在港，公開透明會被政府迫害。
- 從網路長出來，沒有地理區域的合作社，如何與現存、建立於實際人際網絡的地方組織合作？
- 世代差異與數位工具使用障礙。比方說年輕人愛談區塊鏈，但其實和前輩做的「時間卷」是類似的概念。如何溝通合作？
- 如何與剛選上的區議員合作，甚至在功能組別內獲得政治影響力？
- 組織聘用義士，但有些義士根本不適任，合作社如何在避免使用一般公司管理方式的同時維持效能？
一個剛發生的例子。港府在幾天前以「洗錢」的罪名沒收「星火同盟」的資金。邱在全球的合作社network提到這件事情，但網絡裡世界各地的合作社前輩專家，什麼建議也提不出來，只能啞口無言。
最後談到實踐：有好幾位志趣相同的學者/運動者已經開始行動。實際在做的事包含：
- 以工作坊的方式，協助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及營運，儘早建立民間給抗爭者的防護網。尤其是讓商業專長的人協助建立管理、營運模式。
- 網路自發協作的方式，常建立重複的平臺和資料庫。協助各方協調整合。比方說，香港總共出現了四個黃色生活圈app，各有各的資料庫。
- 提供技術協助。例如協助搭建數位平台、加密技術。
- 許多政治相關系所的畢業生，在區選舉中搭順風車，毫無準備就選上了議員。以教職員的身份方式幫助選上議員的「畢業生」。媒合新科議員、在地社區組織、新興合作社、網路群組，組成新的同盟，鬆動現有的金權結構。
接續在後面的，是黃孫權的分享，討論數位工具與運動的張力。他以西雅圖反WTO為例，提到當時RSS技術的出現，讓運動者建立分散式的獨立媒體: Indymedia。這個網絡在當時運動者的培力與組織有莫大的幫助。但幾年後，這個平台很快就瓦解了。
瓦解的原因，如同興起的原因，是新技術的興起。部落格興起後，再也沒有人願意在公共平台上寫作，Indymedia很快就失去足以支持的文章數量。又過了幾年，社群網站出現，文章又回到了平台，但是篇幅變得零散，掌握在獨角獸手上。甚至這一兩年還改成以圖片、短片方式運作。轉眼間，原本的組織方式又不可行了。
這樣快速轉向，讓科技變成不穩定的雙面刃。幾年前大家認為網路平台拯救了運動，現在網路平台又變成扼殺運動的怪獸。相應的還有人的心態與社交模式。資訊工具讓我們的心智運作系統變了，運動如何相應調整？
所以平台運動有一個重要的精神，是搶回自己的數據，讓自己的數據為自己服務。也因為科技不斷快速變動，運動者必須改變心態、改變以往的工作模式。長輩需要丟掉框架跟年輕人學，年輕人也未必了解狀況，他們也是在不斷摸索自己工作的脈絡。最後，平台合作主義還有一個重要的潛力，是打破運動中資源不足造成的參與門檻。如果運動能形成互助系統，那就能改變很多社會運動參與者都是菁英學生的現況。只是他也會產生另一個門檻：使用數位工具的門檻。
最後是幾個自己的小心得：
- 合作社是個「平台」，消費者也是經營者。必須先找到實際的需求，由有需求的人發起才會成功。
- 合作社內部溝通時間成本極大。與其不斷擴張產生組織慣性，不如建立溝通良好，有彈性的小團隊。簡化內部業務，強化外部合作。
- 反送中攪亂現有的社會秩序，提供新觀念、新團隊實踐的機會。這讓我想起318之後在台灣各地冒出來的青年組織。
另外，我嘗試問了一個問題，但我不想問的太尖銳，他也沒有回的很直接。我好奇：一個自詡左翼，主張階級分析，把身分政治放在自己對立面的運動者，如何看待香港正在運作的國際戰線 (把矛頭對準北京，專注於國際施壓)？邱認為國家力量與資本力量糾結，革命不能忽略資本，因此用平台合作主義回應。但反過來說，平台合作主義真的能對抗國家力量嗎？
考慮到政府已不顧法治，在體制內嘗試鬆動現有結構的嘗試似乎不樂觀。邱他在論述使用「普世價值」的概念，批評自稱推翻「三座大山」的中共更加官僚，離德先生、賽先生越來更遠。但把矛頭對準北京政府的身分政治，在論述上更加直覺，如今香港人已經接受梁天琦的「時代革命」作為標語，「願榮光」也被當成國歌詠唱。他也坦承，自己並不知道平台合作主義運作於專制政權，到底還有多少未知的挑戰。或許可以從這裡去思考21世紀左翼的困境，以及為何身分政治如此有渲染力。
「平台合作主義」是不是香港的解方？對於當下的困局，恐怕沒人知道正確的解法，只有歷史能給我們答案。但對於願意付出心力嘗試改變現狀的人，我只有滿心佩服。
不分化、不割席、不篤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