樹作為基礎設施（上篇）
2020年以來，淨零碳排（net-zero）成為國際氣候變遷熱門議題。淨零碳排是指國家或企業，在降低排放量同時，利用碳捕捉、植樹等方式吸收溫室氣體，以求「收支平衡」。目前丹麥、法國、英國等國已立法規範於2050年前達成淨零，不少國家也將此納入政策議程。
為達成淨零碳排，各國將「樹」視為溫室氣體吸收的重要工具（或稱碳匯，carbon sink），並提出越來越具野心的植樹計畫。未來人類與樹的關係將何去何從？
目前一派主張，是鼓勵介入森林，大規模種植高效吸收溫室氣體的樹種，並於適當時機砍伐，提高森林固定大氣二氧化碳為木材的效率。此策略源自林業學的「積極管理」，認為人類能以技術理性掌控自然，並發展出可複製、可發展的高經營模式。
但在上述敘事裡，樹於生態系扮演的角色被大幅簡化。「積極管理」將樹與人類–非人類行動者間所建立的互動抹除。有沒有一種新的模式，能使樹作為碳匯，同時也能支持城市、支持生態系裡包含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？
氣候變遷不僅是對抗溫室氣體，也是人類檢視自身與萬物關係的契機。關係不僅存於概念層次，也體現在官僚制度中。本文關注樹的角色，也深入其管制機制，嘗試提出解決方案，值得關注永續轉型的夥伴參考。
原始文章出自Dark Matter Labs (暗物質實驗室) Medium文章，經授權後翻譯發布。
本文分上下篇。在上篇，我們檢視城市難以達成預期植樹目標的原因，並在下篇提出協助城市向綠色基礎設施轉型的提案。
樹對於對抗（並減緩）氣候危機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 — 包含對抗都市氣候危機。然而，當城市提出越來越具雄心的植樹目標時，計畫卻一再受阻於都市林業治理的長期結構性問題。布拉格（Prague）、米蘭（Milan）、與雪梨（Sydney）三個城市，分別預計於2030年，達成新種植100萬、300萬及500萬棵樹的目標。但負責執行綠化目標的行政單位，卻沒能建構一套可信賴、務實的執行與維護策略。在英格蘭（England），政府種樹的數量，比當初承諾的目標少了71%；在美國，城市每年因天災或疾病損失的樹木，高達3千6百萬株；就連在號稱歐洲最綠的雪菲爾德市（Sheffield）裡，面對如火如荼的在地抗爭，園藝承包商依然砍伐約5千棵樹。上述明顯的失敗經驗，引導我們關注都市植樹背後，關乎預算分配、會計流程、社會政治觀感等更深層次的議題。在我們將「樹」視為讓未來更興盛、更具韌性所需的關鍵基礎設施，並大量投資前，我們須先克服這些深植的障礙。
城市樹木系統的歷史轉型：今與昔
1896年，新英格蘭（New England）麻薩諸塞州（Massachusetts），通過歷史上第一部樹木管理法（tree warden law），要求市府指派管理員照顧、保護公有樹木。管理員有權分配預算於種植、更新或移除，並於移除或修剪前通知大眾。這份描述樹木管理職責的早期紀錄，將樹視為單一、獨立的單元，無視樹與土壤、與其他樹、與其他物種的連結，並強加理想形象於樹木之上：樹木應受保護，以免其掉落物擊中汽車、以免枝條傷及行人，確認根系不會對建築地基造成威脅。一個多世紀後的，我們的體制仍依循這套源自初始現代的樹木管理法，偏頗、單一的概念，來對待樹木。
一個更明顯的例子：2016年，柏林（Berlin）建築師Silvan Linden詳細記錄14顆樹的砍伐狀況。公園管理處（the park department）主張這十四顆樹危害行人與交通安全，並指出這些生長不受控的野樹不是理想的行道樹。儘管在科學與社會領域裡，我們對於樹木的了解已有大幅進展，但我們卻沿用早先將樹視為獨立個體的觀點種植、管理樹木。
我們現在理解，在城市裡，樹與人類一樣，都被包裹於由許多主體性及依賴性所構成的網絡裡，共享緊密的關係、共同分擔維護共同生存空間的責任。將樹視為共同居住者，而不只是城市美感來源，或許更能幫助我們關注自身與環境的關係，並建立緊密且相互支持的網絡。都市裡的樹，可作為夥伴、社群、供應者、專家證人、經濟、資料故事，或是資源豐沛的祖輩。他們能回復土壤品質、降低熱島效應、提供食物及遮蔭、支持都市生物多樣性並減緩能源消耗。我們的都市林業管理實踐，應讓人類與樹在上述方面密切合作，憑藉著樹生活。
許多城市正嘗試將樹與其他系統串連，成為綠基礎設施，鼓勵城市妥善維護市區裡的樹木。墨爾本（Melbourne）正在進行一具雄心的計畫，預計於2040年，將市區的樹冠層覆蓋度（canopy cover）自22.5%提升至40%，用以管理、回收地表逕流（surface water runoff）；並在人行道旁設置入滲溝（infiltration trenches），導引地表逕流進入土壤，滋養都市樹木。另一個類似的案例：大里昂市政府（Greater Lyon Authority）利用雨水與綠基礎設施，作為城市降溫策略，並在現有及新種的樹旁安裝感應器，測量植被在不同生長階段、不同灌溉模式下的降溫效果，蒐集資料作為後續發展綠基礎設施的基礎。
2018年，卡地夫（Cardiff）市議會、威爾斯水公司（Dŵr Cymru Welsh Water）、威爾斯自然資源中心（Natural Resources Wales）完成綠Grangetown計畫（Greener Grangetown project），投資250萬英鎊，重新設計Grangetown區域內軟景觀（soft landscape）作為降水管理系統，捕捉、淨化雨水並引導進入河川，而非利用幫浦將降水排到8英里外的海域。永續排水系統（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, SuDS）對抗暴雨，更將水提供威爾斯水公司使用。利用滯水花園、行道樹搭配其他綠基礎設施，降低下水道水量，減少廢水系統幫浦使用量並節能，這對威爾斯水公司帶來經濟效益。在此同時，這個歷經密集大眾諮詢所發展的計畫，也發展出人行步道、社區果園等額外助益，改變社區、人與樹關係。綠Grangetown計畫中的利害關係人們，正進一步探索其他潛在效益，比方說與大學合作，利用綠基礎設施移除塑膠微粒。
為什麼市政府難以提升城市植樹成長率
我們現有的管治模式來自19、20世紀。我們認為這個模式，為城市植樹在會計、法規、資金及管理等層面設下障礙，使城市難以提升公共資本與公眾參與，進而限制了都市植樹成長 。
1 / 城市裡的樹被視為支出而非資產
今日，對地方政府的財務報表及會計而言，樹被登記為支出。這代表他們必須為樹編列維護、保險理賠及砍伐預算。在過去30年風行的財務撙節政策下，城市面臨預算削減壓力，被迫選擇低價、低品質的工程計畫。
這鼓勵了城市種植小型樹木，造成行道樹所提供的樹冠層覆蓋度（canopy cover）及生態系統服務（ecosystem services）削減。在市府與植樹、維護承包商簽約的採購流程中，市議會總是支持最低價投標者，以壓低市府支出。舉例而言，當樹長大成熟，需要更多維護費用時，最低價得標的承包商會建議用新的樹取代老樹，藉此壓低總價。更令人擔心的是，專業樹木管理人們也支持這些做法。由於行道樹維護領域的研究相當缺乏，這些專家以最佳伐木時間點 — 這套源自林業最大化木材產值的概念來理解行道樹。這便造成我們的系統無法體認都市林業為城市帶來各式生態助益，更別說是加以利用。
在英國，上萬株新種小樹在二號高速鐵路（High Speed 2, HS2）建設期間死於乾旱，只因高鐵局認為：補種的成本比澆水還低。其中不少小樹，還是當初高鐵建設時，移除老樹後補種的。土耳其一項植樹計畫破紀錄種下110萬棵樹。但計畫進行數月後，樹苗死亡率卻高達90%。我們的會計模式，導致都市裡50%的樹都無法撐過十年。市議會應對此提高意識，因為樹對環境永續所帶來的益處，在栽種50年後，才會開始回收。我們現行建立的都會森林是有缺陷的。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觀點，將樹視為資產而非負債。這點對維護、促進樹為城市帶來的好處至關重要。
2 / 以種植而非維護作為成功的衡量指標
我們現行設定的植樹指標本身就有問題，現行指標以種樹需求量作為描述、定義、衡量成功的標準。這些量化指標，通常依據全國性政策宣示文件而訂定，卻不能反映社區現實的脈絡。
在倫敦哈克尼（Hackeny）自治市，Jon Burke議員認為「雖然提及樹的數量，是一個讓政治承諾很『真實』的好方法，但這卻不能描述大自然固碳作用的真實狀況」。他建議我們應使用另一種方式描述都市森林發展的成效。舉例來說，「40%的樹冠層覆蓋度，能有效為社區降溫與醫療服務帶來能源效益。」或是我們就將「維持樹齡介於50–200歲的樹木總量」設為目標，作為獲取樹木收益最經濟實惠的方式。市議會對成功的理解必須超越把樹種下去的層次，構思一套更細緻、與氣候變遷科學更緊密的衡量標準。
在卡地夫市創新的綠Grangetown計畫裡，並沒有為種樹設立任何的目標。取而代之的是在計畫可行性評估階段，提出一份關於社區改善願景的描述性報告。因此計畫裡設下多種指標與成效，包含社區榮耀感、戶外體驗、水質、健康與福利等。
就如英國經濟學家Kate Raworth所指出，我們必須意識到：「這是我們第一次能用自然自身的標準，描述、衡量自然給我們的慷慨及生命支持系統…我們能衡量生態系的折耗、衡量土壤品質…人類健康、我們的營養、我們教育水準、自覺的快樂程度。我們用自然與社會的指標，衡量人類福祉與地球，關乎於生命本身。」
3 / 我們簡化了樹的財務報酬
最早衡量樹木價值的模型，主要用來幫助地方政府設定，公有樹在未經同意的狀況下受破壞或移除時，該如何補償。如今，面對植樹的急迫性及財政限制，出現了幾種能將樹木金錢價值量化的新工具。
Heliwell系統為「樹、樹林帶來的視覺舒適程度，設定金錢價值」。CAVAT （Capital Asset Valuation of Amenity Trees）系統在英國廣泛受政府採用，除了衡量單棵樹，以及樹木群作為資產的價值來做損壞賠償參考，也被用於在創造「商業案例（business case）」時，估算樹的金錢價值，進而將樹視為資產管理，而非負債。最近還有一個由美國農業局提出的套裝軟體i-Tree，能量化樹在環境中扮演的功能，包含空氣品質改善、暴雨控制、碳吸存，並利用i-Tree標準的生態系統服務，估算年度及累加的效益。紐約市利用i-Tree平台計算市區樹木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，推估每投資1塊錢美金在種樹及養護，樹便能為城市帶來價值5.60美金的生態服務，也依此發展了一套「$1:5模型」。就如我們在Smart Commons這篇文章裡所探討的，這些價值，如同其他公有資產一般，最終大部分會以Land Property Value（土地資產價值，詳見Smart Commons一文）的形式被捕捉。換句話說，樹為私人地產帶來的增值，也應該被規劃者納入考量，才不會間接加深社會的不平等，例如因為綠化造成土地、房價上漲的額外問題。
上述提到的幾種估價模型，就如其他模型一般，都過度簡化都市樹林帶來的好處。或依賴籠統的估計值（例：Heliwell系統內，含有一套武斷的積分制度，將樹的價值上限設為127,590英鎊）；或依賴特定指標，推估樹的平均價值（例：CAVAT系統依賴樹幹尺寸）；或將各種益處綑綁計算（例：$1:5模型）。回到卡地夫市的綠Grangetown計畫。的確，卡地夫市政府做了一份估價研究，推估在30年間，計畫對城市帶來的益處超過840萬英鎊。但在修改政策及分配預算方面，這份報告卻沒有太大作用。報告缺乏細項數據，難以推定都市樹林所帶來的益處及各自的受益對象。
將都市樹林的益處簡化、綑綁計算也對市府設下限制，使政府無法在計畫中納入更多受益者，讓他們為自己享受的生態服務付費，並為綠色基礎設施提供資金。我們也缺乏將多重財務受益人納入考量，鼓勵我們發展計劃的主流融資機制。就如綠Grangetown計畫的排水系統主管Ian Titherington所解釋，「這類計畫同時對應太多受益者，無法被明確歸類，並吸引特定類別的資金來源（比方說洪水），因此市府難以籌措資金。在理想上，投資者更傾向於投資完整的計畫。投資的穀倉效應（silo funding），就這樣發生在公部門身上。
4 / 我們太專注於中心化的人造基礎設施
我們已經遺忘樹在城市裡的存在。樹依賴網絡而茁壯，就如加拿大森林保育教授Suzanne Simard指出，樹依賴網絡，利用土裡的真菌網格互相溝通、警示棲地變遷、找尋親屬、並以鄰近的植物交換養份。若以整體的角度來看，樹其實隸屬于一內部互相連結的協作系統，藉連結形成基礎設施，提供多種生態服務。
現今我們主要利用大尺度、工程導向的基礎設施滿足都市生活需求，包含運輸、工業能源、食物生產、物流等。舉例而言，為了應付持續增加的污水處理需求，倫敦（London）持續擴建現有中心化的下水道系統。但隨著環境越來越難以預測，中心化水泥基礎設施所承受的風險也持續增加，現有系統因此變得脆弱。此外人造基礎設施效能隨時間衰減，需不斷投入預算維護或重建；另一方面，經妥善管理的自然系統，在定義上更加分散，可以提供長期的好處，卻又不須依賴中心化的投資及維護機制。不如這樣：作為重新評估多元城市資本計畫的一部份，我們把重心轉移到這些根基於自然，能夠同時提供我們污水、洪水管理、預防性健康照顧、熱島、污染減緩、廢棄物處理的基礎設施。
「乏味」革命與關係調整的必要性
我們的系統需要一場「乏味」革命：位於官僚內部，一場針對樹木相關會計、合約、治理、管理制度的革命。同時也需要在認知層次進行社會文化轉向，重建我們與地方的社會契約，擴大對都市森林的同理心與參與程度。國際知名的植物神經生物學家Stefano Mancuso指出，現行主流觀點，將植物看成演化較為低等的一群，「植物世界總是被視為次等」。舉例而言，諾亞方舟上沒有植物。樹對人類與其他物種都不可或缺。我們現在卻不重視樹的價值，甚至根本沒注意到他們。但若我們要面對如今快速出現的生態危機挑戰，我們需要將樹放在城市更重要的地位。
自70年代起，保育金融創新、綠基礎設施估算等概念逐漸發展，為現今的機構模型奠定基礎，比方說REED+模型處理碳足跡抵銷、還有terra0、GainForest等各種蓬勃出現的模型，處理逐步增加的森林砍伐及森林退化。指望來自遙遠地區的碳足跡抵銷，能夠解決氣候危機的想法，只是自欺欺人。城市是氣候危機的中心，若我們計入直接排放及消費間接產生的排放，城市將成為是最大的污染排放者，所以我們必須在城市裡找尋解決方案。
最近發表的倫敦環境策略（London environmental strategy），提出證據說明：市場邏輯傾向於將樹種在高地與泥碳地，但長期而言，在市區及近郊種樹的效益其實更高。高地與泥碳地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地球守護者，如果在這些地區種樹卻沒能處理好，恐怕是弊大於利。若要正視城市同時作為排碳源與碳匯（carbon sink）的潛能，我們需在城市的脈絡中，建立一個能支持綠色基礎設施、支持自然保育的財務模型。
但是，除非我們齊心參與，否則能做的將相當有限。就如阿姆斯特丹負責永續的市政委員Floor Gordon，在阿姆斯特丹防雨計畫（Amsterdam Rainproof Project）裡所提到：「公共空間改建與下水道建設都是市政府說了算。但若要讓阿姆斯特爾芬市能夠對抗氣候，我們還需要居民與商家。」REDD+計畫已經學到了這一課。他們已開始重視照顧倚賴樹木、照顧樹木的這群人，因為「他們是森林最棒的守護者，我們無法在缺乏社區積極參與的情況下，有效的保育森林。」換句話說，我們需要的革命是文化轉向、是深刻的人性學習、也是官僚的轉型。
下一步是什麼？
在接下來幾週裡，我們會繼續發展部落格的第二篇文章。我們會提出一個能修補機構基礎設施的模型、或是一系列互相關聯，針對機構的提案。目的是在這個壞掉的系統中創造槓桿點（leverage points），面對挑戰，支持都市與社區發展蓬勃的森林環境，並發展兼具科技與人性的轉型，邁向更多綠基礎設施的未來。
本計畫由暗物質實驗室發展，並受歐盟氣候知識與創新組織（EIT Climate-KIC）支持。
中文翻譯：王順德。中文校稿：張芳睿。
「樹作為基礎設施」是暗物質實驗室現正進行的多項實驗之一。若您有興趣參與，或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讓我們知道 @Dark MatterLabs。
參考資料
圖2 /
左：Cox對紐約市林業局的組織企劃提案。1915. Laurie Davidson Cox, A Street Tree System for New York City, Borough of Manhattan: Report to Honorable Cabot, Commissioner of Parks, Boroughs of Manhattan and Richmond, New York City (Syracuse: Syracuse University, 1916)
右：慶祝慶祝樹木醫生完成工作。Dermody Square, Queens, 1930. Courtesy NYC Municipal Archives
圖3 /
左：節錄自一份標記被砍伐樹木的地籍調查地圖。紅色：砍伐。綠色：已登記的行道樹。Silvan Linden, Wildwuchs, or the worth of the Urban Wild, in Anna-Sophie Springer & Etienne Turpin (eds), The Word for World is still Forest (Berlin: K. Verlag and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, 2017), 170.
右：由米特區邊界向西望向被標記、砍伐的樹木殘幹。Silvan Linden, Wildwuchs, or the worth of the Urban Wild, in Anna-Sophie Springer & Etienne Turpin (eds), The Word for World is still Forest (Berlin: K. Verlag and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, 2017), 172–173.
圖5 /
將城市樹木效益最佳化的輪伐時程。出自The missing part of the street tree cost benefit analysis equation, Institute of Chartered Foresters。作者Jeremy Barrell，於Barrell Tree Consultancy擔任常務董事。
圖8 /
綠Grangetown計畫，永續計畫估價評估工具（Sustainable Project Appraisal Routine, SPeAR）評估結果，ARUP。
圖10 /
左：多個Rhizopogon屬真菌遺傳體（genet）與花旗松（Douglas-fir）的30公尺*30公尺空間拓墣上視圖。Suzanne Simard的研究顯示：森林不只是互相競爭、也是互相合作的系統。事實上，樹透過地下真菌（菌根網絡）形成共生連結，交換養分、防禦信號並辨認親屬。圖中箭頭所標記的是連結程度最高的「母樹」，在圖裡與47棵樹連結。Simard的研究也指出氣候變遷、中歐山松大小蠹感染、皆伐都會影響「母樹」，進而影響地下的真菌網絡。
右：花旗松樹林內，樹與真菌菌根互動網絡拓墣圖。本圖由Kevin J. Beiler，Suzanne Simard，Daniel M. Durall視覺化。
圖11 /
「如何估算我們的城市森林？」是一設計原型（prototype），讓我們反思自身與行道樹，當下及未來的關係。從控制與依賴，邁向到共生共榮。樹對人類繁盛不可或缺，我們現在卻不太重視樹的價值，甚至根本沒注意到他們。
「如何估算我們的城市森林？」以樹利用網絡，對周圍發送正向與負向訊號的現象作為出發，反思我們如何將樹納入都市決策流程。這是一套能夠支持整體都市植樹策略的思考改變工具。將樹的價值，由裝飾品或支出，轉向成為珍貴的資產。紀錄（或在視覺上展示）樹為人類、非人類行動者帶來的多種益處。這些都是支持人類及廣大生態系繁盛的條件。
